黃劍輝和訊票消息北京時間10月26日由華夏新供給學院研究院和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舉辦的【2049戰略圓桌】第5期——中國傳統文化與促進經濟發展在北京舉行，和訊股票作為合作媒體全程播。中國新供給經
黃劍輝
和訊票訊息北京時間10月26日由華夏新供給學院研究院和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舉辦的【2049戰略圓桌】第5期——中國傳統文化與促進經濟發展在北京舉行，和訊股票作為合作媒體全程播。
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成員和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副院長黃劍輝發表題為《先秦諸子經濟思想的現代意義及新供給經濟學的創立與發展》的演講，黃劍輝表示：回顧歷史，中國曾產生過豐富、深邃的經濟思想，特別是先秦時期、漢唐時期產生的經濟思想，領先於他國並在海內外產生過深遠影響。近年來，國內外經濟學屆關於加快構建新版國家經濟學說的呼聲日益高漲。
以下為演講全文：
作家柳紅三年前出版了一本著名的書——《80年代：中國經濟學人的光榮與夢想》，書中開篇即問道“那是怎樣的一個時代呢？”，其給出的回答是“1980年代是一切從頭開始、英雄不問來路的時代，是思想啟蒙的時代，是求賢若渴的時代，是充滿激情暢想的時代，是物質匱乏、精神飽滿的時代，是經濟學家沒有和商人結合的時代，是穿軍大衣、騎自行車、吃食堂、住陋室的時代，是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一起創造歷史的時代。”
30年后的今天，我們站在新的起點，肩負新的歷史使命的新一代經濟學人必須思考和回答類似的問題：“未來的30年，將是怎樣的一個時代呢？”。 2008年爆發且至今尚未走出困境的全球性經濟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研究工作者很重要的一個啟示就是要高度重視對全球經濟史、中國經濟史和全球經濟思想史、中國經濟思想史的回顧和研究，以全球視野、歷史眼光及長周期、寬跨度的思維，來思考、探究當今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現實經濟發展問題，以及中長期的全球經濟發展問題，而不能再局限於現有的西方教科書，局限於“三駕馬車”的分析方法和政策框架。越來越多的國內外經濟學工作者形成的共識是，經濟學的未來在中國，而中國新一輪深層改革整體呼喚新版國家經濟學說。
近年來，“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研究小組”在歷代中國經濟學人薪火相傳、砥礪前行、不懈奮斗所奠定的堅實基礎上，滿懷當代經濟學人的強烈使命感和責任感，在推動構建中國自己的現代經濟學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本書是我們交出的第一份答卷。
未來誠摯地希望並邀請更多的經濟學工作者加入到構建和發展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的研究和相關政策探討行列，共同致力於無愧經濟學工作者歷史使命的理論創新和思路、方案、政策設計與優化，不斷書寫展現中國當代經濟學人光榮與夢想的新篇章。
一、中國經濟發展興衰引發的思考
中國經濟發展有過無比驕人、輝煌的過去。據有關研究，在距今約5000年的歷史時期，中國經濟總量在多數年份居全球首位，且曾在其中1000多年里占全球的30%以上，最高的時候甚至超過了50%。而由盛轉衰的轉折點是在1840年，持續時間相對較短。這一興衰過程背后的經驗教訓，需要深入考證，系統梳理，以鏡鑒未來。
經過近現代中國無數仁人志士的持續奮斗，今天的中國已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機遇挑戰並存，前景令人憧憬。按照國內外有關研究機構具有廣泛共識的預測，在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的時候（2021年），中國有望重新恢復經濟總量在全球領先的地位，人均gdp也將從歷史上長期徘徊的100美元增加到1萬美元以上。能夠把14億人口的大國帶向一個人均gdp 1萬美元的經濟發展水平，這在人類歷史上無疑是個奇跡。
盡管當中國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的時候，與美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人均4萬美元以上相比還有較大差距，但實際生活水平已不是相差很大，因為中間3萬美元的差距主要是服務業價值的提高，基本的的衣食住行的硬體應是大體相當。應當說，這是“中國夢”非常重要的體現，從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進程來看，也將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時代呼喚新版國家經濟學說
回顧歷史，中國曾產生過豐富、深邃的經濟思想，特別是先秦時期、漢唐時期產生的經濟思想，領先於他國並在海內外產生過深遠影響。例如，中國的法家代表人物管仲在2700年前就提出了比較系統的經濟思想——創辦官鹽、官鐵，並用其收入解決政府開支，而對老百姓實行輕徭薄賦（食鹽由政府專賣制度，至今仍在實施）；在《牧民》、《立政》等篇中，提出過“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生產觀，強調政府要積極引導民眾發展經濟；在《輕重甲》中，較系統闡述了貨幣、物價理論；在《乘馬》、《禁藏》等篇中提出了“儉侈並重”、適度消費的觀點；從職業分類的“士農工商”四業分居論，推出了分工理論。紙幣也是中國的發明。但是，從宋代以后，中國在經濟理論方面基本上沒有新發展，特別是進入近現代，由於國家長期積貧積弱，經濟學理論以引入、學習西方為主。
實際上，在經濟思想構建和發展上，經濟學屆也有一個“中國夢”。民國時期的1936年，從美國哈佛大學留學歸國的唐慶增博士，即提出“欲創造適合我國之經濟科學”；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在《變化著的中國經濟學研究和經濟學屆》一文（1993年發表於《經濟學訊息報》）中提出“埋藏在中國經濟學家們心中始終不泯的愿望，就是要創造出中國的經濟學來”。中國民生銀行(600016,股吧)洪崎行長曾表示，從青年時代起就立志推動構建中國自己的經濟學，並曾與中國人民銀行前副行長吳曉靈等學者多次商討希望加快推進這一宏愿的實現。
近年來，國內外經濟學屆關於加快構建新版國家經濟學說的呼聲日益高漲。2010年11月24日，上海證券報發表章玉貴的文章《深層改革整體設計呼喚新版國家經濟學說》；2011年1月26日，《財經》(博客,微博)雜志發表采訪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科斯的文章，科斯先生明確提出“經濟學的未來在中國”，並認為在過去，經濟學曾是英國主導的一個學科，現在美國成為了經濟學的主導，如果中國的經濟學家能夠有正確的態度，那么經濟學就會成為中國主導的一個學科；2012月12月，張五常教授在參加鳳凰論壇發表《中國未來十年怎么走》的演講時，曾尖銳地批評中國學術界沒有“一家之言”。
三、新供給是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和突破
（一）推進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的大致歷程及主要成果
2011年初，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國家發改委規劃司司長徐林、深圳創新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總裁李萬壽、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副司長姚余棟、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副院長黃劍輝、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劉培林、中國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副研究員李宏瑾等七人，出於創建中國自己的現代經濟學的使命感、責任感，組成“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研究小組”（以下簡稱“研究小組”），著手探究、構建從供給端入手推動中國改革發展的新型經濟理論。
2011年2月14日，賈康所長在《中國證券報》上發表《宏觀調控應注重理性“供給管理”》一文，明確指出“總量調控”不足以支撐中國可持續發展，中國需要特別注重結構性對策，“供給管理”應進入長期視野，要增加宏觀經濟中的有效供給，並以經濟手段為主，與深化改革緊密結合。
經過近一年的內部研討、知識準備，研究小組於2012年4月份左右，正式啟動起草系統闡述新供給經濟學理論框架和政策主張的文章，並計劃在黨的“十八大”召開前后發表較系統闡述階段性研究成果。歷經小組成員流水作業般的十二次比較重大的修改和難以統計的小的完善、補充，於2012年10月下旬形成了《中國需要構建和發展以改革為核心的新供給經濟學》一文。
2012年12月中旬，《財經》雜志（2012年第36期）以《中國式新供給經濟學》為題發表該文章的要點，當時的政策主張只有“三雙”，即“雙創”、“雙化”、“雙減”，該文發表后在經濟理論屆產生了積極反響。
根據讀者的反饋意見，特別是認為該文在“破”的方面已相當系統到位（指在梳理和考察西方傳統供給學派、凱恩斯主義等需求管理學派的得失方面），在“立”的方面還顯單薄。2012年12月下旬，研究小組又歷經多稿，特別是賈康所長親自反復修改、“打磨”，充實了有關論述，在政策主張部分補充了“雙擴”、“雙進步”、“雙到位”，成為“六雙”，全文發表在《財政研究》2013年第1期、《經濟要參》2013年第1期。在題為“有想法，更要有辦法”的卷首語中，該期《經濟要參》主編寫道“細品本期文章，《中國需要構建和發展以改革為核心的新供給經濟學》是思想的呼吸，是研究出來的，不是寫出來的”。
2013年1月上旬，研究小組召開第一次有部分特邀專家、媒體人士參加的內部研討會。根據大家討論的觀點，補充了“雙轉”、“雙配套”，至此，形成了概述為“八雙”的政策主張。2013年2月25日，《第一財經日報》以整版發表研究小組修改定稿的“中國式‘新供給經濟學’的基本政策主張”一文，隨后又於3月18日發表“中國經濟的‘中西醫結合療法’”，提出了“需求管理相當於西醫，供給管理相當於中醫。中國經濟政策應該采用‘中西醫結合，中醫為主，西醫配合’的綜合療法，為長期可持續較快增長奠定堅實基礎。
2013年3月2日，研究小組召開第二次研討會，邀請了部分著名經濟學家、專家進一步就深化開展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研究進行研討。會議結束后，賈康所長召集研究小組成員討論作出了兩項重要決定，一是邀請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白重恩副院長、上海重陽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總裁王慶（摩根斯坦利前首席經濟學家）、萬博經濟研究研究院院長滕泰（2012年11月9日，曾在和訊網發表《新供給主義宣言》），以及第一財經日報編委徐以升、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院副研究員劉薇，加入研究小組，使小組擴展至12人；二是配合定於2013年秋季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立即著手運用新供給經濟學原理就推進新一輪改革提出政策建議（以下簡稱《建議稿》），呈報黨中央、國務院領導。
自3月中旬啟動《建議稿》的框架起草，歷經約15稿的反復修改，於6月初形成了《以新供給經濟學理論創新促進可持續發展——在改革中加快實現“中國夢”的政策建議》，基於前期研究成果，在分析我國與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的差距，以及“中國夢”實現過程中可能面臨的主要問題的基礎上，就推進我國改革開放過程，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提升國際競爭力，加快實現“中國夢”進程，提出了可概括為“八雙五並重”的政策建議，梳理了從供給端入手深化十三個重點領域改革的思路和具體措施。此外，《建議稿》還開創性地構建了基於生產力及競爭力，服務中國夢及世界夢的宏觀經濟分析框架模型，並提出了基於“高鐵”的“西向戰略”，規劃了中國至非洲鐵路頻道的大體線路和走向，如能實現將可有力地拓展中國應對“南海問題”、“釣魚島問題”的戰略空間。
2013年6月中旬，《建議稿》呈報國家有關領導人，並獲得了國務院領導的肯定性批示。7月15日，《中國證券報》以一個整版發表了《建議稿》的核心內容。
（二）推進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指導思想
經過反復斟酌，研究小組提出開展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的指導思想是“求真務實融匯古今，開放包容貫通中西，努力打造與未來中國經濟地位相適應的一流智庫”。
我們認為，“求真務實”，可概述為體現中國黃河文明、漢代主流思想的“梅花精神”；“開放包容”，可概述為體現中國長江文明、唐代主流思想的“牡丹精神”。
“融匯古今”、“貫通中西”，就是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構建要體現“四個結合”，一是將馬克思主義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原理與中國國情緊密結合；二是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基本原理與不斷發展的實踐動態需求緊密結合；三是將中國傳統經濟思想和文化的精華與當代文明先進認識成果緊密結合；四是將經濟學已有成果的去粗取精、去偽存真與經濟學勢在必行的創新突破緊密結合。
（三）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創立和發展具有里程碑意義
自2012年12月中旬《財經》雜志（2012年第36期）以《中國式新供給經濟學》為題發表研究小組的有關研究成果以來，各方面人士曾反復問到兩個問題：一是新供給“新”在哪里？二是為什么要著重強調“供給”？
關於新供給“新”在哪里，我們認為主要有：一是新供給經濟學理論是由中國人創立的，而近300年來的現代經濟學都是由西方人創立的；二是融入了中國傳統經濟思想，如主張在推進“法治經濟”中吸納曾在春秋戰國時期及漢朝中前期發揮過重要影響的“法家思想”，並提倡勤勞、節儉，知止、知足等；三是在西方經濟學供給理論基礎上融入了馬克思主義“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核心觀點；四是以鄧小平同志創立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及黨的十八大確立的“科學發展觀”作為立論依據，倡導“科學發展是硬道理”；五是提煉、吸納了中國改革開放35年的實踐經驗及主要成果；六是服務中國新時期以“中國夢”為核心的發展需要；七是構建了區別於歐美主流經濟學“三架馬車”為核心的分析框架，提出了基於生產力及競爭力，服務中國夢和世界夢的新型宏觀經濟分析框架；八是既對發展中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可持續發展有指導意義，也對歐美發達國家運用新思路解決金融危機后面臨的新問題、新挑戰有積極意義；九是突破了中國傳統智庫行政化、機關化的運作模式，或過去經濟學屆較常見的個人“特立獨行”式智庫的傳統模式，而在整體研究過程中，大力倡導開放包容、兼收並蓄，大力倡導跨部門、跨領域、跨界研究，將“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研究小組”打造為現代研究平臺型“智庫”。
關於為什么要著重強調“供給”端，這個問題本身就反映了研究小組著力推進開展新供給研究的核心創“新”之處。因為多年來無論是歐美主流經濟學的“凱恩斯主義”，還是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學派，其主要分析框架及政策重點都是從需求側入手，最通行的政策框架即是通過以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為主體的宏觀政策調控需求側的“三架馬車”，美國80年代初興起的“供給學派”,其內涵比較狹窄，主要集中於稅收政策；而“新供給”認為中國和發展中國家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經濟領域的主要矛盾是在供給端，著重強調通過貫徹“科學發展是硬道理”的方針，不斷推進改革開放進程來改善制度供給，打破制約生產力發展、競爭力提升的供給抑制，釋放實體經濟中的供給潛能，提升供給能力（生產力），提升供給質量（競爭力），進而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而經濟良性發展帶來的就業增加、收入增加，必然會相應拉動市場有效需求。
四、新供給是需要中國經濟學工作者共同參與的新探索
2013年5月以來，秉承“求真務實融匯古今，開放包容貫通中西”的指導思想，研究小組已先后邀請了來自中國政府有關部委、研究機構、院校、企業的約50位有志於推動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的人士，參加研究小組舉辦的研討會、課題研究等活動，初步取得了良好成效，一個更加開放包容的跨部門、跨界合作以推進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的現代智庫型平臺正在不斷發展壯大。
展望未來，我們用本書收錄的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研究小組第一篇集體創作的《中國需要構建和發展以改革為核心的新供給經濟學》一文的最後一句話，來表達我們對未來新供給進一步深化和發展的心聲：“我們誠摯地希望並邀請更多的經濟學工作者加入到構建和發展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的研究和相關政策探討行列，共同交出一份無愧當代經濟學工作者歷史使命的答卷”。
最後，我們由衷感謝中國民生銀行洪崎行長作為全書顧問給予的指導，感謝中國經濟出版社的喬衛兵副總編和黃靜、李亞婷編輯為本書的順利出版提供的熱情幫助和付出的巨大努力！感謝連平博士、孫明春博士、彭文生博士、沈建光博士、張智威博士給予研究小組的大力支援。本書雖經反復修改、核對，但錯漏之處難免，誠望專家、學者和廣大讀者予以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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