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抵近不變或永恆的文學之路，絕不會是眾人走的康莊大路，而是個人走的羊腸小徑……
中國作家大概是世上開會最多的作家，這有利有弊。利於作家相互交流，不孤單落寞，可以相互取暖；弊在容易相互同化，進行利益交換，對犬儒主義失去覺察力。此外，中國作家還先天地處於一種文化悖論中。
悖論之一，需要描寫的環境、人事都以箭的速度在改變，但我們的文化環境卻教作家們，應該永遠遵從歐洲19世紀的寫實文學法則，對任何偏離寫實和自然主義的寫法，都懷著一種脫靶的恐懼，企圖以寫實的不變，應對時代和意識的萬變。
悖論之二，我們心理上有一種奇怪的鴕鳥策略，為了證明傳統寫實的合法性，「民族性」被提出來，作為抵擋20世紀國際文學思潮的防護罩或防盜門，彷彿民族性是一切不變的源泉和深層理由，而我們據此以為，我們可以成為國際文學思潮中的例外。上述想法的推力，我想主要來自整體文化環境的驚人保守，和對「民族性」進行的微不足道的思考。比如，把民族性視為固化的大山，其實是脫離史實的思考或想像。因為中國的古代傳統，幾乎就像一個百貨架，我們幾乎可以找到所有想要的東西，包括正反兩面的東西，以支持完全相反的觀點。我們既有開放、色情的傳統，也有保守、貞潔的傳統，既有開明、民主的傳統，也有狹隘、專制的傳統。所以，什麼是民族性，其實仰賴於我們在當代進行的選擇，民族性絕不是固化的石頭，而是隨我們意願成形的水。
幾乎人人都知道文學中的變，是為了抵近能夠穿越時代的不變。這些不變無非就是美、人性和普世價值。看起來這些都是死的常識，但要想在當代接近它們卻相當困難。原因是當代保守的主流文化，會通過自我膨脹，演繹出一套邏輯，讓我們喪失覺察力。比如，官場小說迷戀於潛規則的運行，最後正義的勝利依靠的依舊是權勢，小說最終讚美的是，更大的權力有更大的正義。再比如，《狼圖騰》受到讀者歡迎時，我們少有人能覺察到它的不對勁——對法西斯主義的宣揚。這些當然在翻譯過程中，已被西方的英文譯者揚棄（據說德文本保留了原貌）。這些都是對普世價值的踐踏或背叛。我是想說，當代主流文化的保守態勢，已給文學預留下了許多陷阱，不管我們是一廂情願或無意中踩上它們。
當然，中國歷史上曾經的主流文化到後世變成邊緣文化的例子很多，比如，魏晉時代的詩歌主流玄言詩，到後世都幾近成為死物，那麼多的玄言詩大師，到後世都湮沒無聞。初唐詩的那些口語大師們，現在能被我們納入法眼的，寥寥無幾。恰恰是當年走羊腸小徑的陶淵明，那種受到主流玄言詩排擠的抒情詩，靠著對永恆之美之情趣的抵近，令我們至今不覺得遙遠。這樣看來，任何一個有抱負的作家，都應該對集體或主流的作業方式有所警惕，這就好比是一群人爬山，他們往往會從同一條道兒上山，若是各爬各的，山上就會出現許多不同的登山道兒。各爬各的道兒才是文學穿越時代的正途。所以，真正抵近不變或永恆的文學之路，絕不會是眾人走的康莊大路，而是個人走的羊腸小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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